国足的病根，远在二十年前的那一刻……

很多事，顺境的时候不肯变，逆境的时候，想改也不好改了。

今晚国足世预赛对阵沙特，央视依然不转播，想看还得花九块去爱奇艺，有读者问我，小西你还会看么？

我说：会看吧，虽然并不指望赢，也不在乎输得多难看了。

我觉得对我们这一代人，尤其是男生来说，看国足比赛是一种独特的……说“情怀”有点矫情了，算是回忆吧。

就像清明节上坟一样，祭奠自己莫名其妙就失踪了的青春时代。

我们那一代人小的时候，很多人都被爸爸拉着一起看过国足的比赛，毕竟家里只有一台电视机，看电视又是家里几乎唯一的娱乐项目。2001年，国足在世预赛中“冲出亚洲、走向世界”那一晚，我记得最后一场打的是阿曼吧，比赛终场哨声吹响的那一刻，小区里到处有人在放鞭炮，中国人都比多发了一个月奖金还开心。

足球是世界第一大体育运动项目，尤其是男子足球搞的好不好，展现了一个国家真实的体育实力，乃至综合实力。今天想来，这个道理中国人当时就已经懂了，也是认的。而国人当年又没有习得如今很多大v那般的狡猾气，发明什么“国足输球是给我们的国运挡灾”，“足球算个屁，你看美国踢得也不好。”“不过就是个游戏，踢不过咱就不踢了”之类的奇葩说法。

当时的社会，从媒体舆论、到社会全体，总体上还都是老老实实的爱足球、看足球、也踢足球的，想要说好这种全世界共通的“体育语言”，积极的去融入这个世界。

所以那一年中国足球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同年年末时候，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今天回想起来，整个社会洋溢的都是那样一种难能可贵的昂扬向上的精神。

可是这种精神的败落，首先发生在足球上。

我小时候正式“挂靴”、不踢也不看足球如今想来发生在2004年，那一年发生了两件事：

一是我升高中，我考上的那所高中本来有一片很漂亮的足球场，可就在我中考那一年，暑假的时候一群学生到学校里踢球，出了事故，一个学生被球击中、视网膜脱落了。当时都是独生子女，家长当然不算完，揪着学校要赔一大笔钱，此事最后怎么解决的我已经不记得了。但校领导对此事件的反思是——把学校那片（可能也是方圆几公里内唯一一片）足球场给铲了，铺上水泥地，改成十分蹩脚的露天篮球场，问题是，学校的体育馆里本来已有条件更好的篮球场，从此体育馆在我高中三年里就没怎么开过，学生打篮球就露天，并不许再踢足球。我们一上了高中被老师强调的纪律就是“不许带足球来学校”。

当然今天你听到这些话一定感觉挺扯淡的。但你回头站在校领导那个角度去想一想，你会发现这个决定是他唯一能做的，最安全，最利己、最没成本的决定。当然爱足球的学生可能不满，教育资源浪费了，但这总比“再出事儿”强。

而与上级、家长、升学率相比，学生的意见或者他们成长的可能性，屁都算不上。这在当时，并不是个案。

第二件事就是2004年中国足球发生的那些事。

时隔整整20年，我不知道多少人还能在记忆中搜寻到当年的很多吉光片羽。我记得是很清楚的。当年国足同样是打世预赛，史无前例的小组都没出现，就被淘汰掉了。而且被淘汰的非常耻辱——最后一场比赛对阵中国香港，通过气之后非常刻意的默契做球，踢了个7:0，依然被惨遭淘汰。

因为同时间同小组的另一场比赛，科威特打马来西亚，踢了个6:1，而由于之前的比赛中，国足主教练阿里汉奉行“1:0主义”，中国队必须在这场比赛中比科威特多三个净胜球才能小组出现，净胜球一致则会算进球数，所以6:1的科威特刚好比7:0的中国多一个进球，于是中国队就被淘汰了。

但搞笑的是，包括精心指挥了那场球在内的足协在内很多人，可能临到终场哨响的时候还没算过来这道其实不怎么复杂的数学题。我记得当时的解说，应该是刘建宏老师吧，终场哨响的时候还跟旁边那位在那儿兴高采烈的聊，说“现在难题交给了亚足联，就看这个情况该怎么判了，可能要加赛……”

记得我当时听到这句，还回头问我爸“不是……已经结束了吗？”

我爸抽了口烟，说了句至理名言：是，已经结束了，但你得给领导点时间，领导反应比正常人慢。

第二天，很多报纸嬉笑怒骂了这场踢假球都没踢明白的比赛，有个标题绝了，叫“弱智失误”。

今天想来，我只能说那个时候的媒体人，还是挺敢批、挺敢报的，至少若干年后，我当媒体人时，如果敢在标题里这么损一家有一千多名官员的官方机构，报社领导一定会说算了吧，不和谐，别惹麻烦。

可能有人说一届世界杯不进其实也没啥，但今天想来，2004年给中国足球最大的转折其实不在世预赛赛场上，而在甲A联赛里。

当年中国足球的顶级联赛还不叫中超，叫甲A。北京国安跟辽宁金德踢的一场球，裁判屡次作出争议性判罚，导致国安队不满，退赛以示抗议。此举后来引发了早就对甲A体制不满的七家俱乐部“造反”，要求改革联赛体制，联赛与足协进行管办分离。史称“G7革命”。

记得当时年少的我，虽然算的过来晋级分数，但对这个事儿是看不明白的。但今天回头想来，这事儿其实应该是这样理解的——足球，作为一种商业潜力巨大的体育项目，一旦推向市场化，就必须严格按照市场化的规则去运行。这个时候如果足协作为一个名为民间实为官方的机构以行政命令之手三天两头的去进行干预，联赛一定是搞不好的。你看今天全世界足球事业发展的好的国家，什么欧洲的五大联赛、日本的J联赛、韩国的K联赛、乃至巴西、阿根廷的联赛赛事。没有一个联赛不是由俱乐部和球员劳工组织达成协调自治办起来的，还需要上面有一个足协之类的婆婆管着。

而从1994到2004，中国足球联赛其实走了一条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的路，足协始终对联赛的运行保持着极大的干涉权利，比如2000、2001两个赛季里，为了优先确保国足能冲击日韩世界杯，中国足球创新性的取消了联赛里的升降级制度。直接导致了那两年联赛环境极大恶化，还闹出了“甲B五鼠案”，此后中国足球联赛中的黑幕、腐败事件就愈演愈烈，彻底拖垮了这个刚刚萌芽的市场体系。

多年后回想起来，我们当然觉得，一个国家为了国家队一届世界杯能够出线，搞垮了自己的联赛体系，是典型的揠苗助长、断鹤续凫。一个国家，某个领域市场和法治的体系都被破坏了，怎么可能指望这项事业有什么长远发展呢？

但你知道最可怕的是什么吗？

是我们今天再回看当年对足协这个决策的舆论报道、球迷态度，会发现当时的主流意见并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妥。毕竟在当时国人的眼中，搞职业联赛就是为了提升国足实力，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为国争光么！包括联赛赛程在内的一切给中国队出线无条件让道，都是应该的。

是的，我们当年真的就是这么认为，我们对市场、对国家、俱乐部、球员、球迷利益先后次序的排序就是那样，所以我们合该最终收获那么一个“假A”，而后又有了那样一个中超。

很多人今天喜欢比较，说日本和中国职业联赛同时起步，怎么人家J联赛搞成那样，我们搞成这样。其实他们从不想一想，中日足球职业化的起步固然是同步的，但在这个同步的背后，两国对市场、对经济、对法制、对怎么搞好一个产业这件事社会整体认知差距到底有多大，需要多少年才能追赶（或者我们愿不愿意去追赶）。

像为了国家队冲击一次世界杯，严重干扰联赛秩序，损害俱乐部、球员和球迷三方利益这种事，还有什么俱乐部、地方队为了争抢一个想要转会、想要出国的球员的归属彼此勾心斗角，最后宁可球员报复性提前退役，让各方都得不到好处这种事，在一个成熟的、有完善行业自治系统的国家中你都是不能想象它会发生的。因为这种事只要出一点苗头，一定会社会基于常识的口诛笔伐。

而这些事，在当时的中国足球市场上，都那样司空见惯。甚至和我们固有的思维理念都若合符契。当时的我们甚至看不懂，那七家俱乐部到底在争取些什么。甚至当时行业媒体里，主流的声音还是怒斥这些俱乐部在世预赛的节骨眼上给足协给国足“添乱”……

中国足球和日本足球的职业化，确实是同时起步的，但两个社会有些认知的差距，不知道差了多少年，而且时至今日，可能依然还在差着。

记得当年曾经国足主教练米卢说过，态度决定一切。

今天想来，我总觉得米卢没把话说透——决定一切的固然是态度，但决定态度的又是什么呢？是认知。是一个人、一群人对这个世界、对市场、对产权、对个人、对集体、对指令、对社群自治的认知。

当年的社会有着那样的认知，中国足球之后二十年的式微，难道是一件很奇怪的事么？

2004年，一度红火的“G7革命”最终不了了之，第二年起开始的中超换汤不换药，而随着那场赢球但输人的7:0之后，很多曾经追着看球的中国球迷跟我一样，好像突然失去了看中国足球的兴趣，我们拿起书本，应试高考、进了大学、毕业找了工作。再看中国足球的时候，已经是“范大将军”怒斥国足1:5输泰国了。

二十年，弹指一挥间。国足变成了那样、而我们也变成了这样，曾经的青春、激情、希望与时光，都不知道被遗失在了哪里。只是多年后我们回首再看，我们惊觉有些故事的成因，早在当年，已经种下了。

二十年，弹指一挥间。从耻辱的7:0，到更耻辱的0:7，机会与时间，无数代人的青春，就这么被浪费了。

也许很多事情，在一个蓬勃向上、“时来天地皆同力”的顺境的时候不想着推动改革、突破天花板，光想着“一胜遮百丑”，然后拿来吹牛，到了“运去英雄不自由”的逆境的时候，再想改，就已经很难、很局促了。

这种困境，属于当下的国足，当然，也并不独属于他们。

所以，我还坚持看国足，也许已经不算是看球了吧——只是想通过这种观赛，去怀念我自己和他们有些同律的人生。

这20年，那么多历经浮华，我们却把青春与希望，丢在了何处。

全文完

本文3700字，写于国足与沙特比赛之前，也不知道这场球到底会怎样，能赢或者平也不一定，但愿吧。

只是想随手写写，感叹一下某种难以言说的心情。

匆匆为文，感谢读完，最后拜托大家一件事，我找了一个备用号，请大家移步过去关注，主要怕和大家走散：

备用号上有一篇卖月饼的文章，是我自己新开小店的推广，这年头，写文不足以维生，大家多理解，中秋节快到了，还没买的话，欢迎大家照顾我生意。

就这样，晚安。